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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师范大学自学考试网(贵州师范学院自考)

    2022-04-15 10:50:03   来源:贵州自考网    点击:   
       

      :“坚持人民至上”、传承重视民生的红色基因,是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总结的宝贵经验和精神财富之一,也是中国百年奋斗、百年辉煌的力量源泉。重视民生的红色基因是党的性质、宗旨的本质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人民观”中国化的伟大实践。重视民生的红色基因,形成于革命年代,由党和人民共同创造,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孕育发展,经历了民生救国、民生立国、民生富国、民生强国四个阶段,按照“民生—民心—民权—民族”的理论逻辑,形成了以“生命”“生存”“生活”“生产”“生态”为一体的民生实践体系并实践百年,成功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重视民生的红色基因蕴涵的经验和启示,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宝贵精神财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总结了中国百年奋斗铸就的百年成就和十大历史经验,都是中国百年来“经过长期实践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坚持人民至上”、传承重视民生的红色基因,是最宝贵的经验之一。百年来,中国践行民生救国、民生立国、民生富国、民生强国的理论与实践,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从最初仅有50多名党员的小党,发展到2021年6月,成为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486.4万个基层党组织、执政70多年的世界大党,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进行改革开放,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可以说,“中国建党百年史是一部团结带领人民为美好生活共同奋斗的历史”,也是百年民生保障和改善史。总结这用鲜血、汗水、泪水、勇气、智慧和力量凝聚起来的经验,传承中国百年重视民生红色基因,发挥这一区别于其他一切阶级政党的政治优势,不断丰富发展中国重视民生的红色基因库,更加自觉地把革命前辈用鲜血和生命培育起来的重视民生的红色基因代代传承,发扬光大,使之成为中国人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宝贵精神财富,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以及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政治保证和精神动力,意义重大。

      中国建党百年来形成的重视民生的红色基因,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外部什么力量赐予的,而是中国的性质、宗旨和代表的阶级利益决定的。正如所说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鸡蛋因得适当的温度而变化为鸡子,但温度不能使石头变为鸡子,因为二者的根据是不同的。”中国重视民生红色基因的内生性,其他那些形形色色的代表利益集团的政党是学不来的,它们不具备中国所具有的人民基础和中国领导的革命军队的精神面貌,所以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中国重视民生的百年红色基因的形成,首先基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和对“人民”历史作用的认识。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变革和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力量。早在延安时期就明确提出了“人民创造历史”的论断,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并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中国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党的百年发展史,就是一部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早在没有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之前,党就深刻认识到,要取得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必须通过改善人民生活、获得人民支持和拥护才能实现。1942年11月29日,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指出要争取抗日战争最后的胜利和改善民生,必须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因此,人要“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然后再告诉群众,并号召群众实行起来,解决群众的问题,使群众得到解放和幸福”,都要“发动群众的创造力和积极性”。打下江山、夺取政权、成为执政党之后,党更是以人民为重,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中国重视民生的红色基因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性质与宗旨的本质体现和内在要求。政党的性质、宗旨不同,其作风也截然不同。中国重视民生的红色基因,只有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初心和使命,且始终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记在心间、扛在肩头的中国才具有,其他政党根本无法具备。

      中国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追溯党的历史,早在1935年12月中国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决议中,就明确指出“中国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党的这一性质,决定了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抗日战争最激烈的时刻,教育全党“要为全国一切抗日的人民谋利益,而不是只为一部分人谋利益。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中国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士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就是中华民族的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1944年,在参加普通战士张思德的追悼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指出中国及其所领导的革命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1945年在《论联合政府》中,更加明确地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这就是中国的出发点。因此,中国“都是站在一条线上为人民服务,都准备牺牲性命为全国人民谋利益”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中国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以外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因此从七大到十九大的党章中,都明确地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写入党章。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始终将“人民”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人民”二字重千钧,国家取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军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士兵为“人民子弟兵”,货币取名“人民币”,警察、法院、检察院都冠以“人民”之名,甚至喊出了“人民万岁”的口号。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一生将自己看作人民中的普通一员,称“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并要求我们每一个党的干部做工作时“必须考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同志提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同志提出必须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中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进一步彰显,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来自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必须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中国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中国的百年历史,就是为人民谋幸福、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历史。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始终是中国百年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中国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从根本上决定了党对人民的政治立场、信念信仰、价值追求和革命精神,决定了党重视民生红色基因的内在性。中国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正因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党才能在任何时候为了民生改善甘愿牺牲奉献,从而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正因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党才能为了民生与一切剥削阶级、与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现象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从而形成了顽强的斗争精神和鲜明的党性;正因为确立了远大理想,党才能带领人民长期艰苦奋斗,初心不改。

      中国重视民生的红色基因,是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重视民生的理念的同时,将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中国化。它形成于革命年代,由党和人民共同创造,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孕育、积淀并生成的一种传统的理性升华,具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并随时代发展不断发展。中国重视民生百年红色基因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民生救国、民生立国、民生富国、民生强国四个阶段,成为中国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动力。

      (一)民生救国:中国建立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自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依靠坚船利炮入侵中国,迫使腐朽的封建统治者签订了大大小小数百个不平等条约,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山河破碎,民生凋敝,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维新志士谭嗣同喟叹:“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具有五千年生生不息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在腐朽的封建王朝的统治下,成为外国资本主义任意宰割的羔羊。国土沦陷,人民受辱,一次又一次的农民起义,一个又一个的统治阶级粉墨登场,最后都失败了,仍然不能扶大厦之将倾,救人民于水火。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1921年中国宣告成立,将实现作为理想和最终目标,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中国深切地懂得,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世所罕见,要完成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这样艰巨的任务,唯有获得人民的拥护,动员起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完成。而要赢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极大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最重要的就是改善民生、关爱民生。重视民生成为中国动员和凝聚起千百万人民的力量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洪流中来的重要武器。中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尽管处在反动当局的白色之中,但总能根据不同阶段的时代特征、革命目标和人民需求,在根据地、解放区、游击区内,紧紧地围绕民生这个根本,一切以民生为重、民生为先、民生至上,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制定和实施不同的民生政策和举措,“实行了彻底改革土地制度的办法,实现了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计。

      正是因为中国重视民生,反映了人民的意愿,所以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和支持革命斗争的积极性。广大人民群众把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用背篓和小车,推出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经过28年浴血奋战,中国领导中国人民,不仅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之路,而且成功地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实现了“民生救国”的伟大胜利。据不完全统计,在1921年至1949年的28年中,中国历尽了艰难困苦,带领中国人民,英勇奋斗,不惜牺牲一切,牺牲的全国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平均每天牺牲370多人,做成了“民生救国”这样一件经天纬地的大事。

      新中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标志着中国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国人民开始了新生活,走进了民生立国的新阶段。

      新中国是从一穷二白开始建设的。1950年,全国财政收入仅为62亿元,1949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49.7元,绝大多数人缺衣少食。曾感慨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再加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新中国,悍然入侵朝鲜,派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企图把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扼在摇篮里。面对千疮百孔、经济凋敝和帝国主义的封锁,中国毫不退缩,在实施“重工业优先战略”的同时,重视解决民生问题。指出,接管城市以后,如果“引起工人失业,工人生活降低”,就会造成人民不满意,如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为了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在农村进行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渐进式地通过初级社、高级社和人民公社的形式,将土地收归集体所有。在城市则做好物资调配,打击囤积居奇,稳定物价,进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建立国营经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局势基本稳定以后,大力推进改善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兴修水利,实施以“水肥土种密保工管”为主要内容的“农业八字宪法”,提高农业产量;大力进行社会建设,发展教育,扫除文盲,基本普及了小学教育,学龄儿童净入学率由1949年的20%提高到1978年的94%;扫除苍蝇、蚊子、老鼠、蟑螂“四害”,消除血吸虫病、麻风病、天花、霍乱、性病等各种传染病,创立了“赤脚医生”制度。

      从1949年至改革开放时的1978年,三十年间,全国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仅有大型水库6座、中型水库17座的基础上,修建了大中小型水库8.5万座,大大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2264亿斤增长到1978年的6095亿斤,以只占全球6%的水资源、10%的耕地,基本解决了占全球22%的人口的温饱,同时农业和农村承担起了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提供资本积累的主要角色。到1978年,中国初步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保障了全国人民的基本生活,人均预期寿命由1949年的35岁提高到1978年的66岁,实现了从民生救国到民生立国的伟大飞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制定了“三步走”发展战略,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开始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的改革开放,从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农民率先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打开局面。为了改变“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困难局面,促进民生改善,中央连续出台解决“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粮食产量大幅提高,农村的商品经济也得到了大的发展,农民收入增加,基本解决了农民的吃饭问题。在农村改革取得进展的同时,改革又逐步转向城市,价格体制改革、流通体制改革、住房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等,一系列关系到民生的改革陆续推出。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农民、农村、农业“三农”问题仍然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为了进一步改善农民生计,党和政府采取工业反哺农业的举措,2005年提出了以“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6年减轻农民负担,全面取消农业税,在中国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走进了历史的博物馆。

      “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中国始终将民生摆在重要位置,“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取消农业税,不断推进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财力的大部分投入到民生保障和改善之中,全国民生基础大大加强,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679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538580亿元,年均实际增长9.5%以上,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2.9%左右的年均增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85元增长到2012年的39874元,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由1978年的63.9%下降到33.0%;主要农产品产量跃居世界前列,粮食总产量由1978年的30476.5万吨增长到61222.62万吨,粮票、布票、肉票、鱼票、油票、豆腐票、副食本、工业券等百姓生活曾经离不开的票证已经退出历史舞台;建立了全世界最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短缺经济转变到了过剩经济;教育事业全面发展,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93.8%;建成了包括养老、医疗、低保、住房在内的世界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9亿人,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亿人;城镇化率超过50%,居民预期寿命大幅提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不仅稳定地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而且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中国坚持从维护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不断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重点、抓实在、抓持久、抓组织,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锲而不舍地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着力补齐民生短板,破解民生难题,兜牢民生底线,办好就业、教育、社保、医疗、养老、托幼、住房等民生实事,提高公共服务可及性和均等化水平,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

      20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人民币,脱贫攻坚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实现了中国人民几千年来消除贫困的追求和梦想,提前10年完成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个百年奋斗目标;粮食产量连续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确保人人有饭吃,人人有房住,人人有学上,人人有医疗;建成了世界上的社会保障体系,覆盖了14多亿中国人民;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最和谐稳定的地方;居民平均预期寿命提高到77.3岁。尤其是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威胁到人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不惜一切代价拯救生命、保护人民健康安全,对患者穷尽一切治疗手段,全力救治。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中,没有一个概念或术语能够像“民生”一样,在国家与民众相互关系的叙事中担当如此厚重的角色,把党、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得如此紧密。党和政府代表国家供给民生改善和发展的制度,为人民创设和提供民生改善的条件,而人民则以包括忠诚与支持在内的责任和义务给予回报。这种责任和义务取向的民生思想发展逻辑,与西方权利取向的福利思想的结构逻辑有很大的不同。可以说,中国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发展出“民生—民心—民权—民族”的理论逻辑:改善和发展民生,就能赢得中国人民拥护和支持的民心;赢得中国人民拥护和支持的民心,中国就能领导中国人民夺取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中国人民就能实现当家作主的权利,成为国家的主人;人民实现了当家作主,极大地焕发了积极性和创造性,中华民族就能顺利实现伟大复兴。

      “民生”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关注的主体是“人”,而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特质是重视“人”。尽管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没有直接使用“民生”这一概念,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以人为主的民生思想。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以人为本”的民生理念,这一理念发展到孙中山,形成了具有系统体系的“民生主义”。孙中山先生实际上已经构建了一个民生发展的框架,他说过,“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人类之生活,亦莫不为生计所限制,是故生计完备,始可以存,生计断绝,终归于淘汰”。孙中山先生甚至将“民生”提升到“民生主义”高度,视“民生”为“政治的中心”“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中国承继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生理念和孙中山先生的民生思想遗产,将马克思主义民生思想中国化,创造性地将重视民生的红色基因理论化、系统化、科学化,形成了以“生命”“生存”“生活”“生产”“生态”为一体的民生实践体系,并实践百年,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民生强国梦”。国家作为生命价值保护者、生活价值促进者和生存价值拓展者,致力获得和强化民众对合法性基础的认同与治理能力,而民众回报以对国家的充分忠诚义务,以及基于集体优先原则的思考与行动义务。这种正和关系奠定了国家长治久安的厚实基础。(一)“生命”:中国重视民生红色基因的终极目标

      “生命”是自然人保有各种生理、心理特性的自然存在和延续形式,与其他生命尤其是高等生命没有本质上的差别,“是蛋白质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形式的本质契机在于和它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不断的物料交换,而且这种物料交换一旦停止,生命就随之停止,结果便是蛋白质的分解”。但人的“生命”不仅仅只有自然属性,人更重要的还是社会存在物,具有社会属性,如马克思所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人的生命表现“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依赖与他人的交往才能提高生命力。因此,“生命”的本质和核心是生产关系,个体生命的价值只有在与社会、与他人的交往中才能得到实现。

      尊重“生命”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尤其是儒家思想家将人的“生命”置于至高无上地位,如孔子在马厩失火后只关心饲马的人而不关心马匹、反对用活人殉葬等。受中华传统文化滋养的中国深刻地懂得,人享有生命是天然拥有的权利,这种生命权是维系经济、文化、教育、政治等各个方面权利的基础。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和使命的中国人之所以将实现作为奋斗目标,就是因为社会一方面能够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另一方面“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就是说,只有才能使个体生命具有全面素质和真正自由自觉,活得精彩。中国重视民生的红色基因,就是建立在尊重人的“生命”的基础上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历史的首要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在世界一切事物中,人是宝贵的,而“生命”又是人的本质和价值。要维持生命的存在和精彩,首先就需要满足人的吃穿用住。基于此,中国明确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不断解决好人民维持生命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把事关人民生命质量的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社会治安、人居环境等事情办好,针对人民群众最关切的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脱贫等问题发力,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提升人民的生命质量。

      生命维度的民生发展理论预设了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成功的标准。失败国家被定义为漠视生命价值并招致重大负面后果的国家,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中,一些国家明显漠视民众的生命价值,把经济目标和个体自由权利置于生命价值之上,把个体生命价值置于集体生命价值之上,以致付出并在继续付出沉痛代价。相比之下,中国和中国政府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关键时刻,珍惜每一个人的生命,穷尽一切手段,不计一切代价进行救治,“生命”成为中国重视民生红色基因的基础目标得到了完整的体现。维持高品质的“生命”形态是民生发展的价值体现,2020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7.3岁,表明中国的民生福祉水平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生命”是“生存”的自然形式,而“生存”是维持生命存在的一种持续状态,是生命存在的必要手段和现实生命的表现,是人的要务。法律形式上的“生命权”又可以称为“生存权”,“没有生存,人类就不可能进行任何活动”。因此,“生存”成为中国重视民生红色基因中的现实目标。百年来,中国始终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首位,并成功地走出了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民生发展道路。

      资产阶级性质的德国《魏玛宪法》中提出将“让人像人一样生存”作为国家义务,但它们只是抽象地从自然属性角度提出人的“生存”问题,只有马克思才清楚地认识到“人的本质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次将人的“生存”放到社会关系中进行考察。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从成立之日始,就高举“生存”与“解放”的旗帜,为劳苦大众的“生存”而奋斗。很早就注意到人民群众的“生存”问题,提出“世界什么问题?吃饭问题”,明确指出“劳工的生存权”,认为“人们应该有一种取得保存他生命的食物的权利”。而威胁人民生存的根源在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因此中国在中国革命的不同时期,始终将解决土地问题作为改善人民生存状况的中心工作。在土地革命时期,起草并颁布了中国的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之后又陆续颁布了《兴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等;抗日战争时期,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强调“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福利”,中国的工作“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解放战争时期,中国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土地政策,实行“消灭封建土地剥削制度,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到新中国成立前“全中国已有约一亿六千万人口分布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农民有了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生存”有了基本的生产资料作保障。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通过产业开发、保障就业、兴办教育医疗卫生事业、促进国民健康、保护生态环境、实施生活保障、促进公民政治参与等举措,把保障人民的“生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形成了良好的“生存”环境。明确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只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才能真正解决人民的“生存”问题。指出,“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人权就是生存权”,党“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以先进的生产力改善人民群众的生存状况,使人民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2020年我国已消除了近8亿人的贫困,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人民的生存权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

      如果说“生存”是抽象的,那么“生活”则是具象的,是人类从事一切工作和活动的目的。中国重视民生,坚持“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原则,将保障人民的“生活”作为头等大事。早在1934年时,就提出,党要关心群众生活,苏维埃机关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能够完全适合发展革命战争与改善群众生活的要求”。中国领导人民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解决人民群众的穿衣、吃饭、住房、柴米油盐、疾病卫生、婚姻等实际生活问题,只有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解决了,人民群众才能真正拥护党。指出:“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因此,“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甚至连人民群众的生活细节问题也注意到了,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如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谁来教的问题,小孩子要求读书是不是办起小学,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需要修理,许多人生疮害病的治疗,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提到他自己的议事日程上。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将人民群众的生活摆在治国理政的位。为了了解群众的生活状况,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深入群众之中进行调查研究,工厂车间、田间地头、房间厕所、厨房锅台,足之所至无不细微,然后出台有针对性的改善群众生活的政策和措施。正如总书记2021年4月在广西考察时所指出:“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要从人民群众普遍关注、反映强烈、反复出现的问题出发,拿出更多改革创新举措,把就业、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养老、食品安全、生态环境、社会治安等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好,努力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并将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作为检验党和政府工作成效的标准。

      要生存、生活,维持生命的延续,就必须进行“生产”。马克思说过,劳动“是生活的需要”。“生产”,在孙中山先生眼中就是“生计”,是人们赖以度生的产业或职业,或者说是维持生活的办法。“生产”和“生活”二者密不可分:为了“生存”“生活”人们必须从事“生产”,有了“生产”,才能为人们的“生存”和“生活”提供所需要的物质文化资料,“生产”是“生活”“生存”的根与本,有什么样的“生产”才有什么样的“生活”和“生存”方式,“生产”决定“生活”,没有“生产”就没有“生活”,更谈不上民生。

      中国重视“生产”在民生改善中的作用。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面对日寇野蛮进攻和的经济封锁,根据地军民“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提出只有发展经济,才能保障供给,“有了穿吃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延安军民在南泥湾开荒种地、纺纱织布、养猪养鸡,发展生产,有效保障了根据地军民的吃饭、穿衣等民生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领导中国人民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兴修水利,实现耕者有其田;在城市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统一财政经济,实现收支平衡。仅用短短三年时间,在一个一穷二白的烂摊子上恢复生产,使国家经济取得根本好转。从1953年开始,又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1956年中国社会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正如总书记反复强调:“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理念源自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发展经济是为了民生,保护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为了民生”。生态是保障,如果生态恶化,生产将受到制约,生活的质量也必然会下降。

      中国在百年的发展中,始终将生态环境作为改善民生、造福人民的重大社会任务来对待。1956年我国建立个自然保护区,1973年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召开,环境保护被提上国家重要议事日程,1978年“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被写入宪法,“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开始实施,20世纪80年代就将生态环境保护确立为基本国策,1981年开启全民义务植树活动,之后逐步实施保护天然林、退耕还林还草等一系列生态保护重大工程,1989年七届全国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世纪90年代实施“33211”工程,大规模开展重点城市、流域、区域、海域环境综合整治。

      进入21世纪后,党和政府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开创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伟大实践,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发展的优先领域,更加重视将生态建设作为民生保障和改善的重要内容。大力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动计划,全面展开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实施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着力守护良好生态环境这个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论。优美的生态环境作为最普惠、最基本的民生理念深入人心,人民群众从“盼温饱”到“盼环保”,从“求生存”到“求生态”,生态环境在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指数中的地位不断凸显。在此背景下,全国先后建立国家公园5个、自然保护区474个,各类陆域自然保护地面积已达170多万平方公里,天更蓝了,山更青了,水更绿了,空气更洁净了,人民群众源自生态环境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

      中国百年重视民生的红色基因,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也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程中如何提升民生品质、增进民生福祉水平,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启示。

      (一)坚持党的领导,是党重视民生福祉红色基因的政治保障中国百年来重视民生、改善民生的历史表明,没有就没有民生福祉的保障和改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没有党的领导,穷苦大众就无法通过减租减息、打土豪分田地来获得民生的改善,就无法通过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来争取民生改善的权利;新中国成立以后,只有中国才有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带领广大人民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是党重视民生福祉红色基因的价值取向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要长期执政,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唯有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才能守住人民的心,才能筑牢长期执政的根基。人民是中国执政的底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坚实根基,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只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集中力量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求,急人民群众之所急,想人民群众之所想,解决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才能使民生福祉取得实质性进展。

      民生是治国之本、执政之基,关系到老百姓的油盐酱醋茶、吃穿住用行,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环保、安全等,哪一样都是天大的事,需要兴办成千上万的诸如公路、铁路、电力、通信、水坝、防灾治沙、应对各种公共卫生危机等公共工程设施。只有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全社会人才、资金、技术资源,举国同心,形成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的共同意志,采取共同行动,保障全体人民在共建共治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这是中国特色民生保障和改善的实践路径。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民生保障和改善的必然之路。只有通过创新创业,发展市场主体,使中小企业铺天盖地,大企业顶天立地,才能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只有坚持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才能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奠定强大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更是民生保障和改善的必由之路、提升民生福祉的动力之源。

      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中国的民生保障和改善,不是一维的、单方面的,而是多维的、全面的;不是少数人或一些地区的,而是14多亿中国人、所有地区的;不仅仅体现在物质文化生活上,而是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以及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在内的人的全面发展,使人民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七有”转变为“七优”,保障全体人民在共建共治共享发展中有更多的民生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民生保障和改善是一个系统工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目标确定了,就要根据老百姓“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民生大事慢不得但急不来,“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项长期工作,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必须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思路”,统筹做好改善民生的各项工作。“守住底线”就是“从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织就密实的民生保障网”,保障人民“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政府主要是保基本,不要做过多过高的承诺,多做雪中送炭的重点民生工作,引导和鼓励广大群众通过勤劳致富改善生活,政府不能包打天下。”保障人民“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重点”就是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抓住最需要关心的人群,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重点加强基本公共服务,特别是要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支持力度,在此基础上做好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等各领域民生工作”。“完善制度”就是要“加快推进民生领域体制机制创新,促进公共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倾斜”。“引导舆论”就是要“抓实在,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做那些现实条件下可以做到的事情,让群众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决不能靠空头支票,也要防止把胃口吊得过高”,“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锲而不舍向前走”,坚持量入为出,努力让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百年征程漫漫,中国始终坚守重视民生的红色基因,始终在为人民谋幸福,并且从来都不是只写在纸上、挂在嘴上,而是动真情、出实招、下真工夫。在革命战争年代,无数人为了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救万民于水火;新中国成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广大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民生得到保障;改革开放,中国融入世界,社会不断丰富和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生活迈入全面小康时代。中国百年重视民生的红色基因,创造了世所罕见的人民当家作主、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人民生活改善的“四大奇迹”,发展出“民生—民心—民权—民族”的理论逻辑,形成了以“生命”“生存”“生活”“生产”“生态”为一体的民生实践体系。中国奋斗百年,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走在时代前列的中国,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增强,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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